一

北平和平解放以后，1949 年4 月，我军挥戈南下，乘胜追歼敌人。当时，我在四野十三兵团四十七军炮团担任副团长。部队驻在北平外围，已经接受了任务，马上要去攻打新乡。那天我到军里开会，听完首长的战斗动员和布置以后，想起了一桩事情：

很早以前，我就听家里的人说过，有个表兄叫做李辰熙，是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的，原在冯玉祥的军队里做事。刚才听军首长讲到新乡的敌人四十军，副军长的名字也叫李辰熙，三个字一点不差，年龄职位也相近，是不是就是我那个表兄呢？如果是，这回可就有文章做了。

一开完会，我便把这桩事对军首长谈了。梁兴初军长和周赤萍政委一听，觉得有这样一个关系，是否可以去说一下，如果能够不打、不流血就解决了，不是更好吗？于是便在军事准备的同时，向林彪发了一个电报，把这个情况反映上去了。很快，林彪就来了回电，要我亲自到他那里去一趟。

............

二

部队出发前几天，我同侦察科的李希才科长带着一个警卫员，先到新乡附近找到了十四纵队政委甘渭汉同志，他将敌人的情况向我们作了介绍。原来他们这个纵队就是专门牵制新乡、安阳的敌人，不让逃走。过去新乡敌军也派人来谈过两次，但不是真想投降，而是借谈判来缓和我军的进攻，企图乘机空运或突围逃走。敌人对新乡一带控制得很严，经常出来抓丁抢粮，要想进去是很不容易的。我给李辰熙写了封信，由纵队派侦察员，找关系托人才带了进去。我的信写得很简单，大意是说：我是你的亲戚，从北平来，到南边去，路过此地，有紧要事见你，不能进去，请派个人来接我。

李辰熙收到信以后，可能领会了我的意思。因为他虽然同我没见过面，可是过去也听人说过，有这样一个表弟在八路军里面。他首先派来接头的是一个随从副官，是来看看真假。那个副官回去以后，第三天，敌人军部才派了一辆卧车来接。

在这几天当中，我军先遣司令部已经到了新乡附近，十三兵团政治部刘道生主任也一起来了，他是受程司令员的委托，专门来指导劝降工作的。我们去新乡以前，刘主任曾对我们作了详细的指示。

汽车开出的时候，是午后一点钟左右，我和同行的侦察科李希才科长（他扮装成我的警卫员），都穿的便衣。车子经过的地方——野无炊烟，路无行人，一片荒凉景象。越过新挖的一道防护河，透过车窗，从远处就可以隐约地望到，城郊散布着许多白点、红圈和黄线，无疑那是各种防御工事。再走近一些，就可以看到人头在交通沟和地堡里晃动。电灯公司和面粉公司的两幢大楼面目全非，早已变成了兵营。好一点的民房掏了枪眼，孤立的民房已被平毁。一群群士兵和老百姓，正在抬土运砖，加高那第二道护城河的河堤。车子一进城道就更难走了，它必须从两条弯曲的深沟上穿过去，还得绕过一些暗堡和障碍物。街道上到处都有岗哨，到处都有巡逻队在不断盘查来往行人。行人三三两两，走得十分匆忙，脸上带着焦虑的神情。店铺半开半闭，门口见不到顾客，给人整个的印象是：城市萧条而气氛紧张，似乎空气里都有浓烈的火药味儿。

车子进了旧城，便在一家大当铺门前停下了。这家当铺的后院就是他们军部驻的地方。这个随行的副官，一直把我引到他们副军长的办公室里。这位副军长带着几分惊疑的目光接见了我。

李辰熙大约有五十多岁，个子满高，穿着一身草绿色的军便服。胖脸上由于加了一副眼镜，显得又圆又扁，鼻子到嘴角边刻着两道很深的弧线，他坐在八仙桌旁的一把太师椅上，八仙桌靠壁的墙上挂着一幅新裱的中堂，八仙桌对面有一张办公桌和一把转椅，桌子上放着文房四宝和一个烟灰盒，案头还摆着一些线装书。

我早就听说他是“书香门第”出身，封建礼教观念很深。我不会他们官场中的那一套，不愿和他讲那些客套话。当他问起我是干什么的时候，我才简单地把自己入伍后的一段经历，向他谈了一下，并说明这次来见他，不是个人的访问，而是首长交给我的任务。

谈到这里，他没有再问，告诉我快吃晚饭了，晚上再和我谈。

晚上八点钟的时候，只有我和李辰熙两个人，在他屋子里进行了正式谈话。我首先告诉他：我们四十七军这次的任务是打新乡，我来这一趟是为了避免流血，给你们指条出路。

    听我讲了以后，他半信半疑地说：“前些时候你们过去了两个军，不是都没有打吗？”

“这两个军另外有任务，所以没打就从你们城外过去了。可是我们却是专门来打新乡的，这不是假话，大部队已经到了。过去你们和十四纵队谈谈拖拖打打，现在还打算那样就不行了。”我是看出了他的侥幸心理，才给他来了个直截了当的答复。

他接过去说：“和你们十四纵队谈的时候，我们也并非有意要拖，是下面的意见分歧，有的主张打，有的主张把部队拉走。”

“往哪里拉呢？”

“上太行山，那是我们的老地方。”

“可是，现在形势和过去已经不同了，整个黄河以北，只剩下新乡、安阳两个孤立据点，到处都是我们的政权和军队。安阳的土匪武装不是也拉出去过吗？他们站住了没有呢？群众不支持，他们就没法生存，结果还是得跑回来，现在不是被包围起来了吗？李振清（敌四十军军长）带着自己的亲信坐飞机跑了，明明是把你们扔了，你们还识不破？”

“不!”他辩护说，“蒋头要李军长到那边去，是要他组织一个新四十军，这边的老四十军就完全交给我了。”

原来他被这挂名军长的头衔迷住了，必须及时点破它：“你要看出来，这是蒋介石的手腕！过去蒋介石什么时候相信过你们，给过你们好处？笼络你们，又是为了什么？现在他除了把一顶空帽子给你以外，还给了你什么东西？你在这儿硬撑着作替死鬼，打不好，他也得要你的命!”

“这个，……我知道。蒋头就是由于排斥异己，才闹成现在这样不可收拾。不过，眼前这个军已交给我了，弟兄们跟我这么多年，我总不能引着他们去走邪路。”

从他这番话里不难看出，他对蒋介石依然存在着幻想。为了使他能够正视现实，我便把首长指示的话，详细给他说了一遍，特别指出：蒋介石失败的命运已经无法挽救了，连他的嫡系王牌部队新一军、新六军都一个个垮了，就不用说其它的杂牌队伍了。打是绝对不行的，只有接受改编才是出路。

听完我这番话，他似乎有些心动，苦笑了笑：“不瞒老弟说，这些日子来，我也很苦闷。但是这样的事，光我自己作不了主，还需要和弟兄们商量。你今天刚来，早点休息，有话明天再说。”

三

第二天，趁敌人开会去了，我和李希才研究了一下情况，觉得李辰熙已经认识到打没出路，非常惶恐，必须抓紧做思想工作，争取他投降。同时要察颜观色，提高警惕。随后，我们便悄悄地走出后门，去看敌人城内布防的情形。不巧，我们从街上回来的时候，比开会的晚了一步。李辰熙神色很不自然地问我们到什么地方去了，并说：“这里特务多，私自外出很危险，以后为了不出问题，还是不要露面的好。”从此，他便派来几个卫士站岗，明是保护我们，其实是防止我们进行侦察活动。同时他也看出来，李希才不象个警卫员，特意查问过两次，这说明他对我们还是非常小心的。此后我和李希才就更加谨慎了，经常一起研究敌人情况。

这天晚上的谈话，李辰熙换了另外一副面孔，他指了指挂在八仙桌前壁上的中堂说：“这几天夜里，我时常做梦，似乎有些征兆，可能会出现‘和平’。老弟你一来，‘和平’就更有希望了！                            ”

经他这一说，我才注意看了一下那幅中堂。那是一幅色彩鲜明的工笔画：几只挺拔的荷干上，顶着几张翠绿的叶子和两朵含苞欲绽的荷花，清浅的水面上泛起片片浮萍，随波荡漾。——原来这就是他的“荷萍”（谐音“和平”）征兆。

接着，他便骂起蒋介石来，并说：“对他，没有什么指望了，我们研究了，决定起义！”

没想到他以和平作由头，来了这么一套花招，我便老实不客气地对他说：“现在来谈起义是不行的，和平只有一条路，就是接受改编！”

“那么，曾泽生怎么又是起义呢？”他想举长春的例子来诘难我。

我说：“他那个时候的情况和你们现在不同。就拿傅作义来说，也是接受和平改编，难道他的地位和实力不比你强吗？”

他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说；“不过，大家有这个心情，这条路走不通，我就不知道怎样给大家讲话了。”

正说到这里，敌军部的作战处长走了进来。我知道他是李辰熙的心腹，什么事他都参加谋划。我问他对受编有什么意见，他眨了眨眼说：“接受改编明明就是投降，副军长确实不好同大家说话。”

“他接受改编，不正是给大家找出路吗？大家不跟你们副军长走，还跟谁走？”

“这就难说，有的人早就要单独走。”

“单独走？四面都包围住了还往哪儿走呢？丢了部队，即使能走出去，蒋介石还不是要杀头？”

说到这里，他两个都沉默了。他们不得不承认：单独走确实走不掉，除了接受改编再没有别的出路了。当我问起他们还有什么困难的时候，他们就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改编以后能不能保持原来的地位？不愿留下的能不能走？家眷能不能妥善安置？私人财产能不能保留？……我把我党的政策向他们作了解释，他们听了以后，愁云满布的脸才稍稍舒展了一些。

次日，李希才回到军里去请示。刘道生主任和军首长听了汇报，得知敌人内部还有矛盾，有些顾虑还未真正消除，要我们：多交代政策，指明前途，尽量争取说服反对派，不要闹出问题；对整个改编的条件，掌握一定要严，对李辰熙本人的要求可以放宽一些。

以后的几天，敌人成天开会，内部非常混乱，有些机关已经自动停止了办公，有些高蠡地区的人还借老乡关系来找我探听消息。和他们闲聊当中，我了解到他们还有两个最大的顾虑：一个是一部分家属还在杭州的留守处，怕蒋介石扣住不放；一个是内部意见还不统一，有个师长、师参谋长、两个副师长不是李辰熙的人，他们一直主张要南下去找蒋介石。见了李辰熙我便直接提出这两个问题，问他打算怎么办？恰好李也为这事发愁，也希望我能帮助他出点主意。研究的结果，决定乘敌人南撤的时候，发电报，叫家属迅速分散隐蔽起来。内部几个主要反对他的人，李认为可以控制，团以下的，都是他的弟兄，主张先不给他们讲改编的事。我指出：这样做不好，还是先讲清楚，告诉他们不走这条路不行，以免他们背地捣乱。最后，他也同意了我的意见。

以后几次接触的时候，李辰熙主要是谈他个人的问题。为了进一步稳住他，使他相信我们的诚意，我也注意从感情上去影响他。当他谈到：有个儿子在海军部队里被我们解放了，下落不明的时候，我便告诉他，凡是到我们这边来了的都没有问题，并答应通过我们的内部关系去替他查找。当他谈到，要把家属接到北平安家的时候，我又答应去请示首长，帮助找房子，开证明，让他派副官到后方去接；当他谈到，受编以后名位两空的时候，我又指出：把这次的工作做好了就是个功劳，立功赎罪，将来还可以做事，并举了他所熟悉的曾泽生、庞庆振（庞炳勋的儿子）作例子。

见到我们处处有保证，对他本人又这样照顾，他不无感动，慢慢地向我们吐露真话了。有次他对着我发牢骚说：“蒋头现在还想拉住我们，来电叫我们‘迅速南下，会师宁汉’。我们又没长上翅膀，如何南下？现在，我们总算看透了他！”还有一次他对我说：“我们的粮食只够吃两周啦! 现在新乡、安阳同时被围，外面哪去催粮？所以我是真心想说服大家接受你们的条件。”他向我说这些话，无非是表白他已经和蒋介石决裂，愿意接受改编。当然，这也说明他的受编是被迫的，并且他这种有意的表白，也是企图从我们这方面得到更多的好处。我们自然要利用这一点去进一步争取他。

临到快正式谈判的时候，他突然又提出一个问题来：受编不能与十四纵队发生关系。这是为什么呢？原来，他担心过去和十四纵队打了几仗，怕有成见，以后报复他。这也并不奇怪，他用国民党军队内部勾心斗角、互相嫉妒的关系来推测我们，是免不了要产生这样的顾虑的。我把我军的组织纪律、内部的关系给他讲清以后，他才放下心来，和我商量准备谈判的具体事项。

四

五月五日在我军军部驻地陈堡正式举行谈判，李辰熙等接受我方提出的条件，国民党守军按指定的时间、地点集结接受改编。当天我与李辰熙同车返回新乡。李辰熙这个时侯心情很复杂，在车上对我说：“老弟，我在国民党军队里干了一场，到最后把枪都交了！……”他的声调低沉，有些发颤。我说：“交出反人民的枪，再不干反人民的事了，这是值得庆幸的事啊！”我又宽慰他说：“别乱想啦! 回去以后，还有很多事情要料理呢！”

李辰熙回城后迅速召开军官会议传达，会后军官们便忙着收拾自己的箱箱柜柜，忙着安置自己的老婆孩子。太阳刚一落土，城里就响起了疏疏落落的枪声。我看情况有些不对，向李辰熙要了几个手榴弹和两只短枪，打算马上乘车回去，向军里反映这种情况。李派了他的副官开着车往外送，刚冲出街口，枪声突然密了起来，前面一辆车的车灯被打坏了。那个副官跳下车来说：“危险，这样不行，还是回去的好！”我们只好又开车返回军部。

晚上九点以后，枪声响的更近更紧，还夹杂着重机枪和小炮的声音。李辰熙脸色蜡黄，坐卧不安，不断地搓着手走来走去。我问他究竟是怎么回事，他也闹不清楚，只说：“我们准备好，听天由命吧!”原来，这是那些不服改编的顽固分子，在特务的挑动下，有意制造混乱。据他判断，这些家伙正在向警卫营进攻。隔了一阵，枪声稀了，他安慰我说：“不要紧啦! 有警卫营和一个团守着，是我的人，出不了事！”可是，不多一会儿，枪声又狂啸起来。为了保持高度警惕，我们没有睡觉，都守在办公室里。直到破晓以前，枪声才沉寂下来。      

后来一问，果然是警卫营与特务分子开火。失误在于：李辰熙碍于情面，没有按照谈判的条件，将特务分子抓尽，漏网的一群特务分子便纠合起来制造暴乱。但是他们毕竟人少，攻不进去，未等天明就撤跑了。

清晨，胜利的号声响了起来，我军一四一师开进了新乡城。同时，敌军撤出城外。新乡解放了！当我见到军长、政委的时候，他俩惊喜地握着我的手说：“受惊了！受惊了!昨天晚上一听城里枪响，就知道坏了，以为你被敌人害了。我们也做好了准备。不是现在见了面，心里还放不下来。这次任务完成得很好！”

这时，我觉得周身松快，不是因为昨夜的危险已经过去，而是觉得没有辜负首长的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