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古就是一个以农为主的国家，但是纵观中国近现代史，很少能看到农民的影子。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 从李鸿章到蒋介石，只是把农民作为改造的对象，而不是推动变革和革命的动力，只有中国共产党看到了农民中蕴含的巨大能量，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和抗日根据地，将革命理想在农村这块现实的土壤上深深扎下了根，成功地唤醒了农民，并将广大农民凝聚起来、动员起来。在抗日战争胜利75周年之际，研究中国共产党如何将农民凝聚在一起，对今天密切党群关系、筑牢党在农村的执政根基无疑具有现实意义。

1947年12月25日，毛泽东在杨家沟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做讲话：“关于革命统一战线中领导者同被领导者的关系问题，共产党要实现领导需要两个条件：第一要率领被领导者坚决同敌人作斗争，第二要给被领导者以物质福利和政治教育。”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就是遵循这一逻辑将农民凝聚起来。

一、通过物质利益的满足，赢得农民的政治认同

凝聚农民，必须了解农民的心理需求。中国共产党一直倾向于向农民提供物质利益和社会效益，以物质利益的满足来迎合乡民的需求。

   （一）寻求农民利益的焦点，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

土地是农民利益的轴心，是农民的命根子，是农民生命得以延续的最重要物质载体，“我们的民族确是和泥土分不开的了，从土里长出过光荣的历史，自然受到土的束缚，现在很有些飞不上天的样子”。因此，中共只有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才算抓住了凝聚农民的关键。

挣扎在最低生存线上的乡民有着强烈的“命运观”，“一种是‘命里只有八升米，走遍天下不满升’的宿命观，它是农民接受艰难困苦的现实、逆来顺受的精神解释。另一种是在人穷财尽的绝望之际，又有一种朦胧模糊的期盼在激励着农民—这就是‘运’的力量”。前者使农民接受了“命里有钱终须有，命里无钱莫强求”的观念；后者让农民产生了“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的想象。正是农民骨子里对“运”的期盼，才使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一幕幕压迫下的农民揭竿而起的壮举，从秦末陈胜吴广的首义到近代声势浩大的太平天国运动，农民在向我们展示其顽强生命力的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其生存理性支配下的反叛精神。

在弄清农民的行动逻辑之后，中共通常会先从舆论上营造一种抗租合理、分田合法的氛围。鉴于农民学识不高，共产党人往往会与农村的实际相结合来根治农民的宿命观，而很少空喊一些大口号，如“土地回娘家，合理又合法；豪绅要打到，工农坐天下”“打土豪、分田地”等，简单明了。在成功塑造革命合法性之后，中共就开始带领农民有组织的进行土改，据不少地方文史资料记载，土地分配一般经历发动群众、进行人口与土地测量、划分阶级及颁发土地证等四步，甚至还用立法的形式保障农民以革命手段获得土地的权力。“分到土地的农民手里捧着印有鲜红大印的土地证，眼睛全涌出了泪花”，“在地头上一遍又一遍地抚摸着那块写有他自己名字的牌子，用自己的袖子不断揩拭着牌子上的浮土，从地上抓起泥土，不停地在手里搓弄，不住地用鼻子闻着”。这一角小小的缩影充分彰显了农民分得土地的喜悦。立竿见影的土地利益满足，自然让以务实著称、获得了生存需要和安全需要的农民，对共产党的信任感、忠诚感油然而生。

（二）关心群众生活，激发农民投身抗战的动力

1934年毛泽东曾申饬全党:“要得到群众的拥护吗?要群众拿出他们的全力放到战线上去吗?那末，就得和群众在一起，就得去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正是对百姓寻常生活的高度关注，才使共产党撬动了农民革命的杠杆。

长年军阀混战极大地破坏了农村经济，很多农民连基本生活都无法保障，加上国民党对红色根据地的不断围剿、帝国主义者的野蛮入侵，乡村的凋敝和凄苦景象可想而知。战争必然会带来巨大的物质资源消耗，因此，发展经济、满足农民的基本生活需要就成了中共在农村工作的重中之重。

抗战时期，中共依照“进行一切可能的和必须的经济方面的建设，集中经济力量供应战争，同时极力改良民众的生活”的方针，大力开展经济建设，满足战争及农民的需要。当斯诺访问红色中国时，苏区遍布手工业工厂，以生产足够的商品使包括陕西、甘肃在内的红色中国实现经济上的自给自足。除了工业生产，红色中国还大力进行经济改革发展农业生产，用斯诺的话语表述为:“共产党可以自居有功的一些经济改革措施中，对农民最有重要意义的显然有这四项:重新分配土地，取消高利贷，取消苛捐杂税，消灭特权阶级”。抗战时期，中共在各个根据地推行了一系列措施发展农业生产，如兴修水利、调剂劳力、改良劳动工具及农业技术、开展互助合作、开垦荒地等，既调动了农民劳动的积极性，又保证了抗战所需的物资供应。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严密封锁了陕甘宁边区，当地政府和军队的财政来源也被截断，这种情况下，共产党和政府发起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大生产运动，以意想不到的效果帮助边区军民度过了危机。查阅史料，1943年大生产运动结束后，边区党政军系统食粮供应充沛，而且每年都能够满足他们对衣、被、鞋等的需求。除此之外，陕甘宁边区的党和政府还大力发展工商业，复原集市贸易，将当地单一的农业经济格局转变为多元的农工商产业格局。

抗战时期，随着国内重点矛盾由阶级矛盾转移到民族矛盾，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日，共产党在延安还提出了“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的政策，中共的这一系列举措着实符合利益满足基础上的政治认同理论，为凝聚所有农民做好了铺垫。

二、依靠民族主义的宣传，唤醒农民的民族觉悟

 单靠物质利益的满足，农民未必会对中共产生深层次的依赖和认同，首先，中共给予农民的土地及其他利益，存在着合法性问题；其次，对于短视和保守的小农来说，中共给予的物质利益，能否抵得上革命的危险，也是其顾虑之一；最后，农民利益满足的不可迟缓性，决定了农民一旦失去持续不断的物质利益诱惑，很可能再次退出政治舞台。因此，要将农民凝聚起来，必须配合对农民的思想改造，唤醒农民的民族觉悟。

为什么要从思想上唤醒农民的民族觉悟？

近代史上面对外敌入侵，民众一盘散沙，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日本入侵，中国又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曾经一手策划了“九一八”事变的日本甲级战犯板垣征四郎，作为关东军高级参谋，在“九一八”事变前，面对关东军与东北军10倍兵力的悬殊，给关东军做战前动员：“从中国民众的心理上来说，安居乐业是其理想，至于政治和军事，只不过是统治阶级的一种职业，在政治上和军事上与民众有联系的，只是租税和维持治安，从一般民众真正民族发展历史上来说，国家意识无疑是很淡薄的，无论是谁掌握政权、谁掌握军权，负责维持治安都无碍大局”，“不要看中国是个现代的国家，好像有现代国家的一切特征，实际上中国是分散的部落。”从1840年至1931年8月，时隔近百年，中国的民众依然处于无组织散沙化状态，“九一八”事变之后，关东军迅速占领整个东北。所以，要想将侵略者赶出中国，首先要把人民组织起来，解决一盘散沙的问题，使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要想获得民族独立，农民绝对是一股不能忽视的重要力量。

如何唤醒农民的民族觉悟？

中国学者萧功秦认为，“任何一个国家与民族面临外部矛盾与危机时，只要这个国家的政治领袖诉诸于本国和本民族的光荣历史、文化、勇气和智慧，他就能通过激发民众的民众情感，从而取得国民对该政权权威的合法性认同。而民众也会在对国家与民族而献身的义务感中，激发出巨大的精神力量”，抗战时期，在八路军和新四军深入广大敌后抗日根据地后，中国共产党充分利用自身所拥有的资源，在把握群众心里和将乡民喜闻乐见的形式寓教于乐的基础上，展开了集中化、高强度的宣传鼓动和政治教育，推行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一是利用报刊、广播宣传。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先后创办了《群众》周刊、《新华日报》，各抗战分局也纷纷创办报刊，这些报刊与中国共产党的各级广播一起成为抗战宣传和政治动员的前沿阵地；二是文学艺术型宣传。传统的乡土社会存在着形式多样的群体性娱乐活动，如集市、庙会、戏曲等，是农民世界观和价值观形成的主要途径，但是长年战乱已使这些活动出现了凋敝，共产党面对的是一个精神文化贫乏的农村。因此，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和军队中成立高水准的剧团，这些剧团分散成小的演出队，不仅在前线和村子里演出，而且帮助培训乡村剧团和宣传队，他们编排出抗战题材的戏剧、歌曲、诗画、秧歌、快板等艺术作品，到农民中开展宣传工作。埃德加·斯诺曾在《西行漫记》一书中描述了观看“人民抗日剧社”演出的情景，整场演出围绕两个主题——抗日和革命，将日本兵欺压中国百姓、屠杀商贩等真人真事搬上舞台，“这场以滑稽戏为形式的表演所蕴藏的残酷的现实意义，并没有因为剧中的风趣和幽默而模糊起来”，演出会产生强烈的剧场效应，随着高潮的来临，台下的农民与台上的演员融为一体，农民的情绪被很好地煽动起来，自发地喊出“打死日本强盗！打倒杀害中国人民的凶手！打回老家去！”等口号；三是政治教育。开办夜校、识字班等教育机构，在爱国教育和汉字学习中培养村民的家国情怀，改变农民狭隘的乡土意识。据称，在建立新延安之后，仅仅五六个月的时间，文盲和半文盲全数的二分之一以上便已经过着有组织的教育生活了；四是会议宣传。借助成立的农会等群众团体，以开会的形式对群众进行教育、动员。在中国共产党的宣传、鼓动、教育下，农民的民族觉悟被唤醒，由日本人侵略、奴役和迫害激发的民族危机感，逐渐转变为整个民族保家卫国的爱国思潮。

三、将农民纳入政治组织，赢得农民的组织认同

1939年，毛泽东在《组织起来》一文中明确指出：“把群众力量组织起来，这是一种方针。”在抗日根据地，为将农民凝聚起来，共产党采取多种形式对农民进行组织、整合。

（一）依托吸收“积极分子”的政党凝聚农民

抗战时期，共产党对于吸纳的党员有着严格的要求，一是阶级成分，主要为无地或少地的农民；二是政治表现，愿意为党努力工作的“积极分子”。这部分人在农村占了人口的大多数，他们有着强烈的改变现状的愿望，渴望凭借自身的努力在完成党的任务中涌现出来。一旦这些脱颖而出的农民被党组织吸纳，他们就成为了农村中有别于传统精英的新兴精英阶层。一方面，新式的精英产生于农民的“自己人”当中，而非高居于人民之上，共同的思想意识和生活方式，使他们极易获得农民的天然信任，这也因此成为他们组织、动员农民的最大优势所在；另一方面，与高居人民之上的士绅阶层相比，新兴的精英阶层是一个开放的流动阶层。无地或少地的边缘化农民凭借自己的“政治表现”就能在社会地位上获得向上流动的机会，而除此之外的其他路径即使没被堵死也极不畅通。该阶层的特性决定了农民党员特别是村干部需要通过自己的活动而非固定的关系建构其在组织中的地位，如果在党组织中表现不够积极，他们获得的地位很有可能再次失去。而中共历来就注重对组织内成员进行群众意识训练，在群众思想的熏陶下，农村新式精英必须发挥其在乡民中的模范带头作用，密切与农民的联系，这为农村的基层党组织凝聚农民奠定了牢固的基础，也注定了村民在中共的政治动员面前出现一呼百应的局面。

（二）通过建立农村基层政权凝聚农民

抗战时期，为了成功地动员处于政治边缘的农民投身战争，共产党和八路军必须最大限度获得农民的信任，其中建立一个农民自己当家的基层政权至关重要。为此，共产党巧妙地在抗日根据地树起民权主义(民主)的旗帜，在农村实行真正的普选。共产党曾在抗日根据地花大力气多次组织过选举，各个地区都因地制宜，制订出详实的选举法规，有些地方还调整了村制以便民选的开展。共产党还在一些地方进行选举前的培训、宣传动员等让村民明白选举的重要性，清楚如何行使自己的选举权力。经过普选，乡土中国居多数且处在最底层的穷人开始在权力机构中占据一席之地，农村统治的精英专制转变为贫民专制，农民开始自觉地将这个可以评头论足的政权与自己绑在一起。延安“投豆选举”“戳洞选举”等的成功实施，充分彰显了当时延安的民主发展程度。除此之外，党还将监督权给予普通民众，在开展的整党整风中，实行“开门整党”，鼓励党外群众担负起审查、评议党员和干部的责任。可想而知，这样一个建立在民选的合法性基础之上的基层政权，在激发民众参政议政热情、动员民众参军参战激情方面的优势。中共建立的农村政权起着群众动员的发动机的作用，它们能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将前线所需的人力物力输送到位。

（三）以吸纳农民的军队作为凝聚民众的重要载体

军队既是党和政权的防护盾，又是抗日战争的利器。因此，吸纳农民踊跃参军，是革命年代不变的主旋律。

一方面，通过严明军纪吸引农民。早在1927年10月，红军就首次规定了三项纪律：“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个红薯，打土豪要归公。”1928年1月，部队进农村发动群众时，提出了六项注意：“上门板，捆铺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1929年以后，根据部队的经验和形势的发展，将其内容修改和增添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并确立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已经是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它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在东方是一等的，在世界也是五六个著名帝国主义国家中的一个”，而中国还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在经济发展水平、武器装备等方面都远远落后于日本。在敌强我弱和没有充分外援的条件下，共产党率领的军队只有风气纯正、纪律严明才能既建构起军队的光辉形象，又赢得农民的组织认同，从而吸引农民踊跃参军参战。40年代初的延安整风运动再次纯洁了军队的思想和作风。严明的纪律本身就是一种无形的凝聚力。

另一方面，依托军队开展动员工作。毛泽东说过:“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抗战时期，中共更是依托军队开展对农民的动员工作，由军队组织宣传队、红军剧团、歌咏队等走村串巷地宣传抗日救国的主张，反复深入地动员、教育百姓投身抗战工作。在抗日根据地开展的民选基层政权成员的运动中、“双减双交”等运动中，抗日军队均担负了宣传鼓动群众的重任，甚至还根据宣传内容编排出相应的剧目巡回演出。

（四）将农民纳入群众组织以实现组织化动员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将农民纳入各类群众组织，实现对原本分散无序的农民的整合，成为共产党可以随时调用的群体资源。

在共产党的凝聚下，红色农村的组织化军事化程度简直达到了铁桶一般的程度。据统计，在陕甘宁边区，各类群众团体达25个之多。一个普通的乡村社会大致可以分为3类群众性组织，一类是群众性的经济组织，如农会、减租会、变工队或扎工队、妇纺小组、合作社、运输队等；一类是群众性的文化教育组织，如小学、冬学、村学、识字组、夜校、民教馆、读报组、黑板报、秧歌队、卫生小组等；一类是群众性的抗日组织，如自卫军、民兵、少先队及儿童团等，连一向远离政治的最散漫的妇女和儿童也被纳入组织范畴，作为政权衍生部分的群众团体真正将共产党的意志渗透到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并以游击战争等方式吸引被日军暴行所激怒的农民，促使农民踊跃参军参战。在党的领导下，组织化的生产、生活成为社会民众所熟悉的状态。毛泽东在关于农民被组织到劳动互助合作社问题上曾有这样评论:“这种生产团体，一经成为习惯，不但生产量大增，各种创造都出来了，政治也会提高，文化也会进步，卫生也会讲究，流氓也会改造，风俗也会改变。”在这个过程中，农民对组织产生深深地认同和依赖。  

结语：民族凝聚需要坚强核心。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之所以一盘散沙、四分五裂，缺乏强大民族凝聚力，重要原因就在于没有一个能够把全民族凝聚起来的坚强核心。抗战时期，在中共的整合之下，整个乡土社会形成了一个以党组织为核心，由万千小农为支点的具备革命集体行动潜能的党政军群组织系统，由此将农民紧密地团结在共产党周围。今天，在乡村振兴的新征程上，有着强大组织力、动员力和号召力的中国共产党，如何关注农民的需求、使农民对党的认同增值保值，如何将农民凝聚起来，助力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无疑是一个需要执政党思考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