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根据地，指1937年至1945年抗日战争时期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建立的反抗日本占领军的统治而建立的根据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始终牵制着大量日本侵华兵力。据资料记载，抗日根据地军民抗击的日本兵力占侵华日军总兵力的比例，1938年为58%，1942年为63%，1944年为64%。抗日根据地的存在，打乱了敌人作战的前线与后方的划分，形成了敌我双方军事态势多层复杂的包围与反包围，形成了犬牙交错的战争形态，为抗日战争的完全胜利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1937年11月聂荣臻在山西五台山创立了中国第一个抗日根据地晋察冀根据地，开辟了中国抗日战争的敌后战场，这些抗日根据地成为1938年以后很长一段时间的抗日主要战场之一。 当时的辉嘉县也积极响应中央号召，搞好根据地建设。

一、改造村级政权,开展减租减息运动。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中央于1938年8月在陕北洛川举行扩大会议，决定以减租减息作为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发动农民的基本政策。中央还在《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中，指出发动农民和依靠农民是巩固抗日根据地的中心环节。1942年4月15日，中共晋冀豫区党委发出《关于如何执行土地政策的指示》，要求各地立即开展大规模的减租减息运动。在辉县西部和获嘉北部地区,开辟辉嘉新区是一项重要的工作，引起了七地委领导的高度重视。1944年6月，七地委曾专门研究了辉嘉地区的形势及组织领导、政策掌握等问题。地委书记高扬两次到辉嘉县视察工作，指导开展群众运动。在消灭秦保仁、初步打开辉嘉局面后，辉嘉县抗日政权立即着手在一区和二区进行政权改造和武装建设。在发动群众组织农会的基础上,改造和建立村级政权组织,组建民兵组织。一区和二区在两个月内发展农会会员20000余人,民兵2000多人。在组织农会的过程中，培养了李锡武、方德福、方德禄、李顺、李达等一批农民干部和农会骨干。在农会工作搞得好的村庄，陆续建立了20多个村党支部。太行区党委书记李雪峰、副书记赖若愚于1949年秋到辉嘉县视察工作时评价说:“我们夜里听到了民兵战斗的枪声,这说明游击区有了一定的群众基础。”辉嘉县开展的减租减息斗争,一开始就遭到一些地主的抵抗。他们采取种种方法，歪曲和抵制这一政策，突出表现是长期拖延、不减或明减暗不减。还有的地主减租不定约,用夺佃来威胁贫雇农的要求。针对这些情况，辉嘉县抗日民主政府组织发动群众，提高认识，采取不同方式进行斗争。多次召开村、区领导骨干会议,宣传减租减息的重要性。群众发动起来后，坚决执行我党制定的减租减息政策。通过减租减息，既改善了广大农民的物质生活，提高了抗日和生产的积极性，又保证了地主、富农得到一定的租息，有利于团结大多数地主富农共同抗日,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时,依靠贫农、雇农改变了阶级力量的对比，保证了根据地建设事业的发展，从而支持了长期艰苦的抗日战争，为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和物资基础。

二、剿蝗运动。

1943年到1945年豫北蝗灾严重，蝗虫飞处遮天蔽日,落地厚度盈尺，庄稼、树叶、野草被啃啮殆尽,为害之烈，世所罕见。扑灭蝗虫成为根据地人民抗拒自然灾害的重要内容。1944年5月3日，太行区党委、太行军区政治部联合发出《关于扑灭蝗蝻的紧急号召》，刚刚成立三个月的辉嘉县人民政府闻讯而动，全县党政军领导大力发动群众，并同群众一道开展灭蝗运动。县里成立剿蝗指挥部，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灭蝗运动。根据蝗卵、蝗蝻、飞蝗的不同特点，采用不同方法，消灭蝗卵，深埋蝗蝻，扑打飞蝗，终于消灭了蝗虫，保住了大部分夏秋农作物。1945年夏季，辉嘉县又遭飞蝗侵袭。县剿蝗指挥部一是广泛宣传发动群众，破除迷信，克服悲观情绪，树立战胜蝗灾的信心。二是组织干部深入蝗区，走家串户，宣传剿蝗意义，指出日伪统治不灭蝗给群众造成灾难的事实，证明烧香磕头既不能灭虫，又救不了庄稼，只有在党的领导下，组织起来，协力灭蝗，才能战胜蝗灾。通过宣传，使广大群众提高了认识，明白了剿蝗的道理，积极投入灭蝗战斗。6月11日，侵入辉嘉县赵固地区的大部分飞蝗即被歼灭。三是颁布了灭蝗奖励办法：对扑蝗积极分子每扑一斤蝗虫，奖励现金数拾至数百元(旧币)；区以上干部由县报专署奖励；无论干部和群众，只要剿蝗有功，可评为剿蝗模范；对于因灭蝗造成群众生产或生活困难的，还给于适当救济。四是全面加强对剿蝗工作的领导。全县统一组织灭蝗，各联防村将灭蝗人员分成中队、分队和小队，强壮劳力担任打、烧、运输任务，妇幼分工割草、浇水、后勤供应和拾蝗。五是创造多种方法灭蝗。发动群众利用土枪、铁铳、铜锣连打带敲，铁器齐鸣，惊吓飞蝗不敢降落，乘飞蝗疲劳落地不动时，迅速合围扑打。发生蝗虫地区，则用火烧、布单捕、顺垅沟打、挖排沟包围等方法消灭。辉嘉县采用多种剿蝗办法，及时彻底地扑灭了蝗灾。

三、开展生产自救和大生产运动。

1943年9月，太行七专署建立伊始，就提出了减轻人民负担、废除苛捐杂税、取消摊派制度、领导生产救荒、帮助群众生产自救等经济方针和政策。在整个豫北新区，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实行社会救济、社会互济，减免群众负担，进行生产自救。辉嘉县抗日根据地建立后，党和抗日政府遵循生产自救方针，开展了大生产运动。辉嘉县开展生产自救的重要方法是组织扁担队，肩挑贸易。获嘉县刘桥村的刘清海、罗海运，楼村的许殿堂、盛振强，孙靳村的孙焕虎、孙佩友，陈庄的陈国香等，先后组织农民,将敌占区的食盐、煤油、布匹等运到山西革命根据地，将山西的玉米、小米、农具运到山下。通过这种肩挑贸易的方法，使相当一部分人度过了灾荒，繁荣了根据地市场，而且为沟通根据地与敌占区的联系作出了贡献。在大生产运动中，七专属大力扶植辉嘉人民发展生产，兴修被敌人破坏的水利设施。“专署仅1944年一个春季，就拔给辉嘉县二区种子贷粮和水利贷粮各7000斤”。(《关于二区积压粮贷问题向地委检查报告》)辉嘉县开展大生产运动的主要内容是开荒、兴修水利和纺织。军民响应政府号召，开垦荒地，扩大棉花等农作物种植面积，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1945年1月15日，太行七专署发布命令，重新分配各县棉田面积。其中分配给辉嘉县的棉田面积就达3000亩。抗日政府还组织妇女开展纺织运动，规定每斤棉花纺成线给小米2斤，织成布后再给小米1斤。通过开展生产自救和大生产运动,根据地军民既免遭了冬春季饥荒的威胁，又解决了军民穿衣问题，战胜了自然灾害，打破了敌伪对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封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