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新乡市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  沈熙政

1942年到1943年，中原地区发生了严重的旱灾蝗灾等严重的自然灾害，加上日伪军从1941年到1943年的五次扫荡和国民党的苛捐杂税，给华北各省特别是河南社会带来巨大的灾难，数以百万的灾民在死亡线上挣扎。“1943年9月太行七分区三团进驻辉县北部山区满目是大灾后的凄惨景象。团长钟发生回忆说：‘人们吃光了杨柳树叶和榆树皮，再吃观音土，瘦的皮包骨头，饿得东倒西歪。有的倒在讨饭的路上，有的饿死在床上，有的挣扎着从家里爬出来，用手挖个坑，躺进去就死了。’那时部队宿营有一项任务是清扫荒芜的庭院，掩盖无人收殓的尸体，可见灾害的严重程度”。如何来减轻自然灾害对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影响，凝聚民心恢复当地的社会秩序，当时党领导的太行抗日根据地与群众患难与共、唇齿相依，颁布一系列抗灾救灾政策，开展多种形式的抗灾救灾斗争，与根据地人民共同度过饥荒。本文通过晋冀鲁豫根据地在这一时期的财经史料，深入分析晋冀鲁豫下属的太行区实施的政策措施，深刻认识到我们党坚持群众路线以及采取的斗争艺术对新时期各项工作的启示。

一、太行抗日根据地抗灾政策实施类型及原因

现在人们一提到四十年代抗日根据地解决根据地被封锁、物资紧缺的问题，总是首先想到大生产、减租减息、积极的军事斗争这些政策，这些政策都是大的方针政策来发挥积极作用，但是这些政策如何落实，让人民群众真正得到实惠需要更加具体的方式方法加以配合。当时太行抗日根据地抗灾救灾政策实施类型，主要可以分为三种。

（一）物资税收管制政策

1、积极的物资分配管理政策。抗灾救灾度过饥荒主要还是紧紧依靠群众，发动群众恢复农业生产，但是如果在生产管理、物资发放方面出现问题，就会影响群众参与劳动恢复生产的积极性。例如，在生产管理方面，1944年太行区第五分区的生产工作报告就指出了区干部不闻不问，有问题不管，很多村子合作社都怕麻烦，不愿意帮助妇女领棉花。而且各村都是村干部过来领棉花，回村发给妇女们，这样干部们从中贪污，影响妇女纺织情绪，而且只有和干部有关系才能领，否则就领不到，因此许多真正贫苦妇女就根本领不到花。导致的结果就是棉纺生产无法顺利开展，根据地当年三万多斤的布收不起来。

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是因为政府、公营商店、生产者之间物资的发放配合不协调以及村干部不愿担责任造成的。针对这些问题，就需要调动各方力量协调配合，采取积极的物资管理调动政策，才能真正调动生产者的积极性。因此，针对生产出现的问题，太行区第五分区采取的方式就是县领导在大会上做了检讨，并让妇女干部上门做纺织者的工作，全体干部帮助下，召开妇女群众大会，把积极分子组织起来，共同商定纺织工具用谁的，并给予补偿的办法，彻底解决生产物资管理协调的问题。

2、根据地粮食物资外销管制政策。面对自然灾害造成的饥荒和抗日战争时期复杂的对敌斗争，我们既需要积极组织群众生产基本的粮食物资，来确保根据地人民生存下去，也需要采取严格粮食物资外销管制政策，来粉碎敌人的掠夺和封锁，例如1942年晋冀鲁豫边区政府规定的《柿糠炒面出境限制办法》就规定了柿糠炒面概不准出境，至于游击区贫民确实需要者，应由工商管理局按粮食转卖手续，发给购买证，始得购运一定数量出境。

尽管粮食管制让灾区群众低价买到了粮食，但是也限制了贸易自由，因为根据地商品流通主要是以粮食为主的，粮食管理办法在压低粮价方面起到了作用，但是在吸收粮食方面，根据地采取派购的方式，根据规定的价格来收购粮食，造成了群众的负担，地主富农没有卖出多少粮食，阻止了粮食在市场上的流通。针对这些问题采取的措施就是原则上取消派购方式，采用商业路线，以快进慢出、多进少出的方式，从市场贸易中收购粮食，达到根据地掌握更多粮食的目的。

3、生产贷款的税收调节政策。面对当时的饥荒和国民党的封锁，党中央提出了自力更生的号召，但是自力更生并不是单纯的生产政策，更是一个生产和财政相适应的经济政策，尽管这种政策“使边区由半自给自足迅速走向完全自给自足”，但并不是恢复到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复古政策。其目的是以累进的原则合理分配各阶层人民的负担，政府在经济上保护人民的利益，相对应的是人民依法给根据地政府缴纳必要的税款，因此这就为抗日根据地财政经济政策的制定实施提供根本依据。

在生产物资贷款政策方面，按照群众生活困难程度，主要针对的是急需生产生活物资的贫下中农以及流入到根据地的灾民，这里面既有按照阶级成分划分来发放物资的原因，但是更多的是根据减轻弱势群体负担和急需资金的群体的政策规定来进行，因此太行区第五专署关于1943年度春耕贷款指示中就明确表示“根据近几年来贷款经验，由于县区干部注意不够，大批贷款都落在上中农以上户主手中，真正没有办法的贫苦积极分子却很少贷到，这是我们对扶持农民的精神认识不够。在具体问题中照顾很差，影响了贫苦群众的生产情绪”，“以致干部包办贷给亲近，应贷的人却贷不上”。太行根据地通过贷款实践，认识到这是影响生产和干群关系的一个严重问题，要求各县严以纠正，真正把资金用到实处，用到急处。同时针对贷款方式，提出克服“等靠要”的消极理念以及恶意不还款的问题，依照法律法规真正把贷款通过生产、流通领域形成可回收的资金流。1943太行分局通过的《关于太行区经济建设工作的检查和决定》就提出了“一切贷款要按期收回，克服干部及群众把贷款当做救济的观点，这种观点是要银行垮台使根据地破产的想法。过去贷款一定要追交，特别是村干部及用途不合贷款契约的人，抗交的要以法律解决。但真正赤贫群众，可以缓交。”这种贷款思想就是一种现代经济思想，通过贷款回收形成资金流，惠及更多急需资金组织生产的群众。

（二）组织动员所有劳动力生产的措施

面对饥荒，发展生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救灾内容，当时根据地动员所有劳动力组织生产，就需要理顺三个关系。

一是劳资雇佣工资的关系。太行区采取的方式就是增加工资，将工资由货币工资改为实物工资或者半实物工资，减少因货币波动带来的购买力减少的影响。但是由于荒年，粮价上涨，饥民拥入到根据地争相出雇的原因，导致有的雇主以灾荒为理由停止雇工，有的无故与旧雇工解约，改雇外来灾民。针对这些问题，积极调解主雇纠纷，动员提前复工。由政府工会召集了主雇双方的会议，协定了最低及最高工资，努力纠正个别地方拒绝雇工、强定工资的现象。由于战争封锁和大规模的灾荒使大家都面临的困难，所以由政府保证工资一经协定，在契约期限内绝不再增加。对于一部分失业雇工，均已组织在其他生产方面，以此来改善生产者与出资方之间的劳动关系。

二是土地租率的关系。由于抗战统一战线的需要，根据地普遍推行减租减息政策，来争取主张抗日的地主阶级的支持。在此基础上，面对饥荒、战争等天灾人祸，太行区实行的是灾区减免地租的办法，来解决生产者的困难，改善地主佃户之间的关系，但是减租减息必然会损害地主的利益，因此明减暗不减的情况也有不少，“有些大户或土地较多的干部，就利用农民自私自利的落后意识，采取集体隐瞒的方式，特别是土地隐瞒更是花样翻新，如折扣亩数，报整不报零，报明不报暗，评低产量，降低邻地等等。在方法上一般是村村包庇，集体掩护，大户操纵，威胁利诱，收买干部等等，总之隐瞒黑地与匿报财产还是很不少的，”针对这种减租减息不彻底的现象，就采取通过扶持小农、奖励富农、团结地主的方针动员群众发现问题坚决打击，依法交租交息，同时针对灾情地区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贯彻减租减息、交租交息的政策，“为了照顾灾情，在灾荒严重区域，未执行减租减息者，今年不宜开展大规模的减租减息运动，以免多耗劳动时间，退租改为退一年的，交租交息亦须根据收获及生活情形，依法减缓或免除。”

三是外来灾民的安置问题。由于根据地地跨晋冀鲁豫几省的交接，历史上豫北、冀西的群众遇到灾荒年的时候，多往山西逃荒，因此安置流动灾民就成为抗日根据地的重要任务。外来灾民的安置需要理顺当地干部群众与外来灾民的关系。针对这一问题，根据地进行动员教育，强调团结互助之外，还需要制定稳妥的灾民安置措施。太行区在42、43两年的救灾总结里面就指出了，为了维护根据地生产力量和秩序，原则是灾民尽可能不移动，以便在原地组织生产，但遇非逃荒不可者，亦由政府有计划的组织来办理，统一分配安置到各村，对落户的灾民，要与旧户一般待遇，吸收他们参加村中政治教育娱乐活动，享受村民应有权利。

（三）积极对敌斗争，破坏敌人的封锁和掠夺

灾荒袭击加上敌人对根据地物资粮食的掠夺，促使我们与敌人展开保卫粮食物资的尖锐斗争。反掠夺斗争的目的就是保卫根据地人民群众的利益不受损失，减轻敌占区、游击区人民对敌负担，从而大大减轻人祸制造的灾荒，同时打破敌人“以战养战”掠夺粮食物资的计划。采取的措施就是根据地党政军民在统一的领导和指挥之下，配合了政治攻势，与敌人展开了紧张尖锐残酷的粮食斗争。在斗争中，我们的军队，以连排为单位，深入敌占区，配合地方部队、民兵、开展游击战争，打据点，打击敌人的抢粮队，与敌占区、游击区的人民群众紧密结合，共同商量制定防止资敌粮食物资的政策，在这样的斗争下，成功粉碎了日伪军一次又一次抢粮计划，抢粮部队遭到八路军和游击队的沉重打击。

二、太行抗日根据地抗灾救灾政策的效果与影响

我们采取的各种救灾救荒的具体措施，对当时我们抗日根据地社会经济的复苏和抗日力量的壮大都产生十分明显的效果。

（一）群众生产活动逐渐恢复

通过减租减息、物资贷款等具体政策的扶持与刺激，太行根据地呈现出与敌占区截然不同、欣欣向荣的局面。表现在通过减租减息使得农村当中的封建剥削比以前减轻了；生产物资得到恢复，例如缺少牲口的困难，可以通过春耕贷款和合伙买牲口的方法得到补充；组织和动员劳动力恢复生产的状况，通过调解主顾纠纷、劳动互助形式、妇女儿童干部参加劳动等形式得到改善；在根据地政府的支持下和人民军队的帮助下，农民积极开垦荒地，并积极修建小型的水利工程，使得可耕地面积灾荒年并没有减少。

（二）打破了敌人的封锁和掠夺

在与敌人蚕食反蚕食、掠夺反掠夺的斗争中，粉碎了敌人的抢粮计划，让根据地的税款粮食征收面积扩大了，甚至敌占区的村庄和老百姓都要求向抗日政府缴纳公粮，这样就使我们和敌占区的人民在经济上建立密切的联系，可以收购的粮食渠道增多了，43年太行区调剂灾民7万多石粮食，并且通过出口供给敌占区老百姓粮食，这样根据地与敌占区的联系从经济的贸易增进到政治上的支持，从而将敌占区、游击区民众团结到我们党和根据地政府的周围。

（三）巩固了根据地壮大了抗日力量

大量救灾救荒政策的落实，增强了根据地的经济斗争能力，一方面通过对根据地和敌占区出入贸易的掌握，走私现象大大减少了，从42年到43年冀钞对伪钞六比一的最高比额，降到了二比一，货币市场更加稳定，粮食价格也逐渐趋于平稳，掌握敌我之间以及不同敌占区之间的经济经济规律，进一步削弱日伪政权的经济能力；另一方面得到了根据地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争取到了流入根据地的外来灾民和敌占区人民的信任，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和壮大了抗日力量。

三、太行抗日根据地抗灾救灾政策对新时期的启示

面对各种经济困难，太行根据地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是党的经济、政治等各方面能力在抗战最为困难时期的成功具体展现，为新时期的各项工作成功推进提供经验和启示。

（一）党的坚强领导是带领群众度过一切难关的核心

在党的领导下，太行抗日根据地实行了一系列有效的抗灾救灾政策，取得了显著效果。其效果与影响充分证明，党的领导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党的坚强领导，是我们调节各方的利益关系，克服各种危险和挑战，度过一切难关的关键，“中国有了中国共产党执政，是中国、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一大幸事。只要我们深入了解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中国革命史，就不难发现，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不可能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就，也不可能具有今天这样的国际地位。”

那么新时期，面对那些可能迟滞或中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全局性风险，就需要我们坚持两个维护，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只有这样，才能把全党牢固凝聚起来，才能把全国各族人民紧密团结起来，建立和形成促进社会快速发展的发展规划和策略，增强国家抵御各种风险的能力，赢得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

（二）以群众利益为中心是群众政策贯彻落实的关键

群众工作的部署执行，不仅需要相关政策的制定，更需要把政策切合当地群众实际情况落实下去。太行根据地救灾救荒的历史证明，以群众的利益诉求为工作目标是政策真正落实到位的关键。面对日伪军的侵掠、天灾的侵袭，太行根据地紧紧依靠根据地群众和灾区群众，采取各种具体措施来减轻人民负担，真正解决困难群众迫切的生存问题，确保了生产自救的开展和物资税收管制调节政策的执行，得到根据地人民真正的拥护和爱戴，这也是我们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新中国的根本原因。

习总书记就指出，“人民拥护和支持是党执政的最牢固根基。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党只有始终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始终依靠人民推动历史前进，才能做到坚如磐石”。面对新时期中国社会从温饱到小康的迈进，从生存保障到对幸福生活、美好生活的向往，群众作为整体相应滋生出不同阶层、不同团体的利益诉求。这就需要我们深入了解群众的实际需求和利益诉求，采取更为具体、更为群众所接受的工作方式，切实解决群众的困难要求。只有把群众工作做深做细，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才能真正把党的精准扶贫、乡村振兴等惠民政策落实到位，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三）自我革命是群众工作开展的保障

社会是在矛盾运动中前进的，有矛盾就会有斗争。历史证明，太行根据地党员干部承认自己在生产组织中的错误与出现的问题，以此来改善自身的工作方法并打击贪污腐败等出现的问题，正是这种自我革命的勇气，支撑我们在抗日时期对敌采取坚决斗争，把无论是灾区群众还是非灾区群众，无论是根据地群众还是敌占区群众，都牢牢团结在自己周围，最大限度的孤立和削弱敌人的力量，在对敌经济斗争上争取更大的主动，保证了灾荒年抗灾救灾工作的顺利进行。

由此可知，我们党百年奋斗历程是一个不断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过程。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回顾党的历史，我们党总是在推动社会革命的同时，勇于推动自我革命，始终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敢于正视问题、克服缺点，勇于刮骨疗毒、去腐生肌。正因为我们党始终坚持这样做，才能够在危难之际绝处逢生、实物之后拨乱反正，成为永远打不倒、压不垮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就表明了我们党员干部进行群众工作的执行能力，是建立在不断改善改善工作作风和加强廉政建设基础上的。

面对新时期复杂严峻的执政环境，这就需要我们坚持自我革命的精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坚决清除一切弱化党的先进性、损害党的纯洁性的因素，才能解决许多长期以来群众要求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问题，才能赢得群众的拥护和支持，真正肩负起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时代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