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抗战时期晋冀鲁豫边区农民运动的兴起，具有深厚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条件，既拥有独特的边区对日作战地理优势，又是适应战时经济环境的迫切需求，更是响应党中央抗日救亡伟大号召的行动使然。边区农民运动的主要内容可归纳为武装抗日、改造乡政和经济建设三大运动。其基本经验是：坚定不移地实行群众路线，这是开展农民运动的根本原则；加强党对群众工作的正确领导，这是开展农民运动的基本方针，运用多元化思想动员，这是发动农民运动的重要方法，统筹推进各项农民运动一体化发展，这是农民运动顺利进行的重要保证。

晋冀鲁豫边区是抗战时期华北敌后具有战略意义的三大抗日民主根据地之一，曾先后发动了武装抗日、改造乡村政权以及经济建设等一系列农民运动，有力地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发展巩固了抗日根据地，为夺取全国抗战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值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5周年之际，本文就抗战时期晋冀鲁豫边区的农民运动做一初步探讨，以推进该专题研究深入发展。

一、晋冀鲁豫边区农民运动兴起的社会背景与历史条件

 抗战时期晋冀鲁豫边区农民运动的兴起，具有深厚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条件，既拥有独特的边区对日作战地理优势，又是适应战时经济环境的迫切需求，更是响应党中央抗日救亡伟大号召的行动使然。

（一）对日作战独特的地理优势

晋冀鲁豫边区由八路军一二九师于1937年10月开始创建，至1941年9月初具雏形。其所辖区域包括太行、太岳、冀南和冀鲁豫四个行政区署，130个县政权，659个区政权，25361个村政权，人口总计约2551万人,全区总面积约为12万平方公里。晋冀鲁豫边区既是保卫西北的重要屏障，也是扼据华北平原南部、护卫中原腹地的重要阵地。正因为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不仅占地面积最大、人口数量最多，而且还是八路军总司令部和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机关所在地，故被称其为“抗战时期中共和八路军在华北对日作战的心脏和神经中枢”。

（二）战时经济环境的迫切需求

晋冀鲁豫边区物产资源丰富，其粮食主产品有小麦、玉米、大豆和高粱等；经济作物主要是棉花、蓖麻、花生、芝麻和烟叶等；农副产品主要为核桃、柿子、花椒、药材、蚕丝等。但是，1937年七七事变后，随着日本在整个华北地区实施“治安强化运动”，晋冀鲁豫边区便不断遭受到日军的疯狂“扫荡”和野蛮的“三光”政策。尤其是日本对华北农业资源觊觎已久，通过各种方式统制和掠夺华北的粮食、棉花等农业产品加之频仍的自然灾害袭击，边区民众的生产能力日趋衰落，农民生活痛苦不堪，于是，组织起来，保家卫国，奋起抗日，就成为边区广大农民发自肺腑的心声。

（三）党中央抗日救亡的伟大号召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后，翌日，在中共中央发表的《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中，明确提出了“只有实行全民族的抗战，才是中国唯一的出路！”要求“立即开放全国民众爱国运动” 。随后，毛泽东在1938年5月发表的《论持久战》一文中，对于农民在抗日战争以及民主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高度评价，指出：“农民——这是中国军队的来源。士兵就是穿起军服的农民，他们是日本侵略者的死敌”。“中国的民主主义者如不依靠三亿六千万农民群众的援助，他们就将一事无成。”正是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救亡的号召指引下，波澜壮阔的农民运动呈蓬勃兴起之势。

二、抗战时期晋冀鲁豫边区农民运动的主要内容及其作用

通观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的农民运动，其活动范围非常广泛，内容极其丰富，择其荦荦大者，可归纳为武装抗日运动、改造乡政运动和经济建设运动等三大运动。

（一）武装抗日运动

抗战期间晋冀鲁豫边区的农民武装主要是不脱离生产的民兵队伍。 据1944年4月统计，全区拥有民兵40万人，其中冀鲁豫区为8万人，太行、太岳、冀南三区共32万人。其作为正规军、游击队、民兵三结合武装力量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农民武装在抗日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是密切配合主力部队对日作战。在边区主力部队进行的反“扫荡”、反“蚕食”以及反“清乡”等各项反攻作战中，农民武装给予了大力支援和积极配合，譬如，在1941年4月12日，当日军对冀鲁豫区沙区进行疯狂大“扫荡”时，该地民兵随即奋起抵抗，配合主力部队坚持腹心地带的反扫荡斗争，掩护领导机关和人民群众的转移行动。当主力部队挺进到外线作战时，民兵随即配合由内黄沙区作战至清丰县境内，先后攻克占领了该县的白仑村、疙瘩店等敌人据点，毙伤敌伪军100多人。1942年夏，当敌伪军对冀鲁豫边区中心地带实行“蚕食”进攻的是够，在朝城县武委会的直接领导下，很快组织起了以十五庙为中心、长约20华里的民兵武装联防队伍，参加战斗的民兵达800余人。每当敌人来犯之时，一村击鼓，四面支援，吓得敌人望风而逃。在我军1945年秋季八路军主力部队对日军进行的大反攻作战中，冀鲁豫边区民兵亦给予了积极配合，仅太行区的民兵与自卫队就有45. 5万余人次直接随军参战。

二是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在对日作战中，边区农民创造了许多灵活机动、克敌制胜的作战方法，诸如太行区、太岳区创造的窑洞战、麻雀战以及伏击战等；在冀鲁豫区创造的交通战、地道战、地雷战、联防战、围困战等。据不完全统计，在1940年至1944年的五年间，太行区的民兵共进行大小战斗2877次，打死打伤日伪军5621人，俘虏日伪军2872人，缴获长短枪347枝，轻机枪11挺，冲锋枪26挺，掷弹筒54个，摧毁碉堡155座，毁汽车7辆，破坏公路1723里，毁火车20辆；在1943至1944年的两年间，太岳区的民兵对敌作战7890次，毙伤敌伪3206人，俘日伪军481人，攻克碉堡9个，夺获骡马牛驴3866头，羊子23846只，解放民夫3804人。

三是坚持武装斗争与劳动生产相结合。尤其是在1944年边区开展的大生产运动中，这种形式表现得可谓淋漓尽致。譬如，在接近敌占区的地方，凡是距敌据点碉堡较为靠近的土地，主要由民兵负责收割与耕种，这样既能监视敌人动向，又能保证群众安心生产。据史料记载，太行区的民兵经常深入到被日寇占领的一些村庄，一边集体打短工帮助农民进行生产劳动；一边坚持武装保卫阻止敌人的侵犯和骚扰。

（二）改造乡村政权运动

乡村政权是国家政权最基层的组织，也是与人民群众发生直接联系的基础。抗战之前晋冀鲁豫边区与全国各地一样，乡村实行的是保甲制度，而绝大多数保甲长是由地主和土豪劣绅来充当，他们依仗其基层政权的垄断地位，欺压村民。因此，只有对乡村旧政权予以彻底改造，建立起抗日民主的新政权，才能维护广大农民的切身利益，争取更多的群众参加抗战。

抗战爆发后，随着晋冀鲁豫根据地的不断壮大，改造乡村旧政权的工作也随之展开。由于边区各地情况有所差异，因此乡村政权改造方式也不尽相同。一般来说，在那些旧政权阻碍群众运动的村庄，主要是撤换旧村长，另任新村长。清除那些腐败顽固分子，吸收一些年青有为的抗日积极分子充实到村政权中来；在那些群众已经发动起来的村庄，主要是改革村政机构，建立起新的村政委员会。譬如晋冀豫边区在1941年的乡政大选高潮中，首先选出村民代表，然后再由村民代表选出村长和村委员会。史料显示，经过改造乡村政权运动的开展，大大净化了边区各地的乡村政权，其成员构成更加符合农村统一战线的发展要求。例如在太行五区涉县、林县、磁武等县25个村庄中，经过整顿，其村政权共有村代表281名(含村政委员)，其中包括地主6人，占2.3%；富农53人，占18.8%；中农96人，占34.1%；贫农126人，占44.8%。

（三）经济建设运动

农村经济是晋冀鲁豫边区的支柱经济，农民占该区总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有基于此，边区政府对于农村经济建设运动尤为重视，相继开展了减租减息、农业建设、农业互助合作、大生产等一系列运动。

1、减租减息运动

1937年8月25日，中共中央洛川会议制定了著名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其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抗战时期解决农民问题的基本政策是实行减租减息。根据党中央的这一原则规定，刚刚开始创立的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及时制定和颁布了本地区的施政纲领和具体减租减息执行条例，分别提出了实行“二五减租”和“分半减息”的运动口号，减租减息运动随之在边区广泛开展起来。经过1938—1939年的酝酿发动、1939—1941年的初步开展、1942—1943年的普遍开展和1944—1945年的深入查减等四个发展阶段，减租减息运动取得了显著成绩。首先，促使边区的土地关系和阶级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农村阶级中的地主与贫雇农这两极人数大为减少，中农化的趋势日趋凸显。譬如据1945年5月调查统计，在太行区的12个县15个典型村中，1944年查减后各阶层的土地较之1942年5月减租前的变化情况为:地主户数由原来占总户数的3.25%下降为1.98%，所占土地从24.63%下降为4.22%；富农户数由7.25%下降为5.99%，所占土地从18.68%下降为17.18%；中农户数由3 7. 8%上升为55.2%，所占土地从37.02%上升为68.85%；贫雇农户数由50. 83下降为33.82%，所占土地从19.23%下降为17.19%。二是提高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因为减租减息斗争的开展使得佃农的佃权得到保障，租率降低，这就使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大有提高。如在太行区，1944年全区共开垦生荒地250000多亩，熟荒地96000多亩；修河筑地2300多亩。并且全区增加了251条水渠，66口水井，4940多亩旱地变成为水地。另据1945年统计，全区粮食产量增长迅速，其中平顺一区平均每亩增产1斗7升；邢台西四个村平均每亩增产1斗3升；榆庄2区9个村平均增产五分之一；许多村庄粮食产量超过了战前的水平。三是激发了农民群众的抗日斗志。大量史料显示，抗战爆发后，晋冀鲁豫边区青年农民除了不少人参加了正规部队之外，还有很多加入了民兵自卫队等农民武装，参与抗日救国，保卫根据地。尤其是1942年以后，全区有近一半的农民分别参加了农民救国会、青年救国会、妇女救国会等群众抗日救亡组织。截止到1944年4月，据不完全统计，全区民兵队伍发展到40万人之多。四是巩固和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由于在实行减租减息政策过程中，既严格规定地主和债主必须适当地减租减息，亦减轻农民负担；又明确要求农民必须适当地交税交息，保证地主也能过活。这就较好地调整了各个阶级和各个阶层之间的相互关系，从而挫败和打击了日军及投降派企图引诱煽动地主、资本家投降反共的阴谋诡计，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一步巩固了抗日民主根据地。

2、农业建设运动

如前所述，晋冀鲁豫边区经济主要是农业经济，由于受到日军的疯狂“扫荡”和野蛮的“三光”政策，加之频仍的自然灾害袭击，边区的农业生产遭到极大破坏，农民群众的日常生活以及抗日斗争的物质供应等，均处于极端困难的境地。针对这种情况，边区党和政府领导农民采取一系列措施，组织开展了农业建设运动，其具体内容包括奖励开荒、兴修水利、发放农业贷款、救灾度荒，以及植树造林等一系列活动。如在晋东南地区， 据统计1941年该区共计消灭熟荒地43700余亩，新开垦生荒地33700余亩，修滩建地1300亩。又如在太行区，据统计1944年7个县共计开挖渠道54条，灌溉田地9379.2亩；垒筑堰坝21149道，总计长度达54758丈之多。另如在晋冀鲁豫整个边区，据初步统计，1943年全区发放了300万元的低利农业贷款，代垫了20万斤的公粮，同时贷有30余万斤棉花、1000石麦种等，并且筹办了大批农具，有力地协助农民解决了肥料、种子及农具的燃眉之急。冀鲁豫区在1942年前后的捕蝗救灾运动中，曲周县动员农民群众62000人，挖了大小封锁沟210华里，消灭在沟内的虫蛹180万斤；馆陶南区也先后动员了39000名农民群众，捕获蝗虫达956000余斤。

3、农业互助合作运动

晋冀鲁豫边区农村原来就有劳动互助的习惯，其方式或是在个体农民间把人力、畜力相互调剂帮助，如变工、拼犋等；或是雇工们集体受雇于人，如“扎工”等。边区农业互助合作表现在时间上先是季节性、临时性的结合，随后逐步发展成为长期巩固的结合；在组织形式上先是从若干户的小型互助组，逐步发展到较为大型的互助大队亦或是拨工队。据1944年对太行区平顺、黎城、武乡、榆社四县的调查统计，通过开展互助合作运动而组织起来的劳动力分别占全县人口的8.4%、25%、10.4%和16%，到了1945年则分别达到28%、 50%、27.6%和28%。农业互助合作组织团结、带动广大农民积极参与边区经济建设，有力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和边区的经济繁荣。

 4、大生产运动

 1944和1945年，根据北方局的指示，晋冀鲁豫边区政府领导广大农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其运动内容除了涉及到以上所述的减租减息、农业建设、互助合作运动等方面之外，而且还涉及到以下方面：一是开展科技兴农活动。边区在提高农业科技和普及科学知识方面，其首要内容是研究、总结和推广种田能手的耕作实践经验，其后发展成为“深耕细作”运动，即倡导多耕多锄多上粪以及改善耕作方法等。在一些科技知识比较先进的村庄，农民还组织建立了农业技术研究会，并专门设置了农业技术研究员，积极引进和推广国外农业优良品种。二是大力发展农村副业。譬如在太行山区和冀南平原地区，不仅棉纺织业和养猪、养鸡、养羊、养牛驴等饲养业比较发达，而且养蜂、养蚕业、土特产、挖药材、草帽辫以及挑运、驮运等运输业也发展较快。据1946年10月太行区17个县统计，共计有纺织妇女284098名，平均每县为16711名，占妇女劳动力总数的71. 6%。另据1944年赞皇和昔东等6个县的统计显示，共计增加了生猪1029头，家鸡13078只。据统计1946年太行全区共出口药材180万斤以上。三是扩大植棉，增加产量。在太行区，曾明确制定了植棉奖励办法，鼓励农民扩大植棉，同时加强了农业专家对植棉的指导，从而促使棉花的产量逐年提高。如1945年太行区第五专区共植棉35000亩，比1944年多出9127亩。

三、抗战时期晋冀鲁豫边区的农民运动的基本经验

抗战时期晋冀鲁豫边区的农民运动，有力地打击了敌人的侵略进攻，促进了农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巩固了边区抗日根据地，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首先，坚定不移地实行群众路线，这是开展农民运动的根本原则。群众路线是我党的根本工作路线和方法，其在晋冀鲁豫边区农民运动中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广泛建立健全群众组织，依靠和发挥这些组织优势，壮大群众力量，以便推行党的方针政策，顺利开展各项运动。譬如抗战时期晋冀鲁豫边区不仅普遍建立了农民救国会，而且还建立了工人救国会、青年救国会、妇女救国会以及儿童团等基本群众团体，据不完全统计，仅1942年整个边区参加各种群众团体的农民就达3972259人。史实表明，这些群众团体在动员和组织农民群众参加抗日武装斗争、改造乡政和经济建设等各项运动种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其次，加强党对群众工作的正确领导，这是开展农民运动的基本方针。1943年2月，邓小平在太行分局高级干部会议上曾经系统地阐述了党、政权和群众团体之间的关系。明确指出：“党是领导一切的核心”；政权的责任是“服务于党的政治路线和政策的领导，扶植群众运动和照顾基本群众的利益，巩固统一战线，爱护军队”；群众团体的责任是“在党的政治领导之下，独立地去进行发动组织与教育群众的工作”。同时，邓小平还指出，党对群众团体正确的领导“应加强其政治领导，不应在组织上去包办”。抗战时期晋冀鲁豫边区的农民运动实践表明，其从酝酿发动到全面开展，无不都是在党的统一领导下进行的。但是，也应当看到，在边区开展的农民运动中，还存在着另外一种倾向，即“群众团体逐渐党化”，群众组织缺乏独立权威。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各级党委对群众组织系统独立性及统一的领导不尊重，随便地调动群众团体中的干部，把持干部”。为此，边区党委和政府特别强调，要坚持党对群众工作的正确领导，充分尊重群众组织的独立权威性。例如，1938年3月，冀豫晋省委提出，在群众工作中要“避免一切包办命令以及代替群众的现象；尊重群众团体的独立自由”。又如，同年8月，冀豫特委发出指示，要求“变换群众工作方式及领导作风，建立党与群众的正确关系，扶植与提高群众团体及其领导机关的独立工作能力与威信，充实其下层基础”。再如，1941年10月，时任中共冀南区党委代书记的王任重在该区党委扩大会议上特别强调:“政府在制定新政令时，要征求群众团体的意见，在推行政令时，也必须与群众团体共同商议”。

再次，运用多元化思想动员，这是发动农民运动的重要方法。边区在动员农民、开展各项运动中，除了采取宣传与鼓动这种形式之外，还充分利用了文艺活动、冬学教育等多元化的发动方式。譬如在开展减租减息运动时，边区政府采取了“访贫问苦”、“倒苦水”、“挖穷根”、“斗争大会”等多种形式，使农民逐步认识到不是自己天生命苦，而是由地主阶级剥削所造成的。从而进一步认识到对地主、高利贷者斗争的必要性，使“其与地主之间的阶级界限也逐渐“明显的划分”开来。最后，统筹推进各项农民运动一体化发展，这是农民运动顺利进行的重要保证。上述晋冀鲁豫边区开展的农民武装抗日运动、改造乡村政权运动以及农村经济建设运动充分表明，这三个运动在抗战的不同时期互有侧重又紧密联系，相辅相成。农民武装斗争的开展，有力地打击了敌人，为改造乡政运动和农村经济建设运动的正常实施提供了良好的生态环境；改造乡村政权运动促使抗日民主政权能够更加广泛地发动农民，积极参与武装斗争和农村经济建设；农村经济建设则大大改善了农民的经济生活，进一步激发农民群众参与武装斗争和改造乡村政权的激情。正是这三大农民运动的统筹推进，从而保证了农民运动所取得的显著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