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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化学习意识大兴学习之风

    “延安五老”

    活到老学到老的楷模和榜样

    “延安五老”是党内对徐特立、吴玉章、谢觉哉、董必武、林伯渠五位德高望重的革命老人的尊称。“五老”在读书学习方面是党内的楷模、学习的榜样。徐特立坚持“读书可以明人生之理、明社会之理”的追求，43岁时还以普通学生的身份奔赴法国勤工俭学，“十年破产读书计划”成就了一名饱学之士。吴玉章认为学习能不能有成就取决于学习的目的是否正确，主张要从国家的需要出发、与工作实际结合起来学习，“马列为师范，门徒改学风”是其学习秘诀。谢觉哉一生好学深思，真正做到了活到老、学到老。他的日记中有大量篇幅记载读书的内容，从中可以看出一位赤诚的共产党人勤于学习、善于思考的伟岸形象。董必武出生于书香世家，读书是他平生一大嗜好，每次外出首先考虑的是带什么书、如何带，65岁还自学俄语，一生博览群书，却在耄耋之年仍“老去愈知学不足”。林伯渠一生通过不断学习追随时代发展步伐，他谦称“无特殊才干”，但能“把握住大的方向”，认为读书首先要出于对党的事业考虑，“知识愈多，愈觉学问之不足”，因此必须采取老老实实的态度。热爱读书是“延安五老”共同的兴趣爱好，他们以孜孜不倦的学习态度身体力行地推动了党内良好学风的形成。

    陈云

    “学习是共产党员的责任”

    陈云一生始终将执着追求理想、忠于党和人民的价值取向转化为学习的内在动力，是党内重视学习、善于学习的光辉典范。他小学毕业后，利用在商务印书馆当学徒和店员的机会，较早接受了革命民主思想和共产主义思想。从20世纪30年代初期起，陈云长期担任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职务，纵使工作繁忙也不放弃学习，更不因职务高、年龄大而放松学习。延安时期，他把读书看作是共产党员的责任，领导中央组织部成立学习小组，短短几年就留下了10多个厚厚的笔记本。陈云坚持学以致用，注重总结经验，“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思想方法、“交换、比较、反复”的工作方法对全党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他还提倡向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教训学习、向同行学习、向上级和下级学习，特别是向下级学习，认为学习的敌人是自己的满足，反对那种自高自大、自视高明的倾向。1969年10月，陈云被“下放”到江西化工石油机械厂“蹲点”。此后的两年多时间里，他把可支配的时间都用来读书，如饥似渴、废寝忘食，孩子们探望时，他说得最多的是读书问题。善于学习、研究规律，成为陈云解决复杂问题、克服不同困难的法宝，他身上体现出的“钻”和“挤”的学习精神和态度，更是难能可贵。

    彭雪枫

    “如果不抓紧时间学习，我会输给工作的”

    彭雪枫是中国工农红军和新四军的杰出指挥员、军事家，曾任新四军第四师师长，被誉为文武兼备的“一代英才”。他的一生都保持勤奋学习、刻苦读书的优良品质。由于受早年家境拮据和战时环境的影响，彭雪枫没有接受过系统的教育。他以此为一生憾事，由此养成了刻苦自学的习惯。他说：“知识之在于我，向来是如饥似渴的。”不管是行军还是作战，他的身后都跟着两个马驮子，驮着他的书报箱子。四师的指战员都知道，彭师长读书有“三上”，即马上、船上和庙上。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彭雪枫对学习总是保持着紧迫感，“如果不抓紧时间学习，我会输给工作的”。他经常激励自己的话是：“埋头，埋头，再埋头！苦读，苦读，一百个苦读！”他不仅阅读兴趣广泛，而且“读书必求甚解”，注意把学习到的理论与战争实践相结合，写出了许多总结和报告，对指导战争和部队建设提出了有益见解。在自己学习之余，彭雪枫对战士们的学习情况也非常关心，经常鼓励大家多读书。他有“书有未曾经我读”和“有书大家看”两枚藏书章，看完新书盖上两枚章后，就借给他人看。在他的示范引领下，新四军四师的读书学习蔚然成风，部队整体素质得到明显提高。也正是这种学而不厌的精神，成就了彭雪枫军事和政治上的高深造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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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重实事求是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毛泽东寻乌调查

    调查研究的光辉范例

    1930年5月，为反对党内教条主义者照搬共产国际决议、迷信本本指导土地革命的错误倾向，毛泽东在江西寻乌进行了规模最大的一次社会调查。调查中，毛泽东凡事亲力亲为、细致入微，获取的资料十分翔实。他亲自准备和拟定调查纲目，五个大目下列出几个至十几个细目，细目下再列出需要调查的具体问题；他亲自主持召开调查会，亲自记录；他深入群众展开访问式调查，到田间地头、豆腐店、水货店、杂货店等与老表们亲切攀谈。后来整理形成的8万余字的《寻乌调查》，全面反映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寻乌县政治、经济、社会的真实状况。习近平总书记对此指出：“直接与各界群众开调查会，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诸如该县各类物产的产量、价格，县城各业人员数量比例，各商铺经营品种、收入，各地农民分了多少土地、收入怎样，各类人群的政治态度，等等，都弄得一清二楚。这种深入、唯实的作风值得我们学习。”

    通过寻乌调查，毛泽东深化了对调查研究的认识，在调查后期写下的《反对本本主义》中，首次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等著名论断，阐释了调查的技术和方法，为全党开展调查研究工作提供了基本规范和遵循。寻乌调查启示我们，在新时代开展调查研究要有问题意识，掌握方法、技巧，要深入细致、实事求是，关键在于通过调查研究解决问题。

    邓小平三次广东之行

    调查研究出真知

    1977年11月，第三次复出重新走上领导岗位的邓小平，外出视察的第一站就来到广东，重点对农村政策、工业政策和制度、供应港澳问题、外汇问题、口岸工作等作出重要指示，提出要从政策上解决问题，为中央决定在广东实施特殊政策奠定了基础。1984年1月24日至2月5日，邓小平第二次视察广东，参观考察了深圳和珠海市容、旅游景区、海关、渔民村、蛇口工业区等。他在调研中指出：“现在看，开放政策不是收的问题，而是开放得还不够”，“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经过此次调研，邓小平认为，我国的对外开放必须坚持并且要继续扩大范围，从而推动了全国改革开放步入快车道。1992年1月19日至29日，邓小平第三次视察广东，先后考察了激光、电子、仿真系统、生物化学等科技公司、民俗文化村等。通过所见所闻，他要求进一步解放思想，抓住有利时机，加快改革开放步伐，集中精力把经济搞上去，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明确回答了特区姓“社”不姓“资”，要求广东力争用20年时间赶上亚洲“四小龙”。三次广东之行，邓小平从理论上深刻回答了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提出了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现实和深远指导意义的重要思想。

    习仲勋长葛调研

    “办任何事情都要反映群众要求”

    1961年4月至8月，为扭转“大跃进”造成的危难局面，贯彻落实“紧急指示信”和“农业六十条”，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习仲勋率领工作组到长葛开展调查研究。其间，习仲勋认真总结“大跃进”的教训，告诫大家办任何事情都要反映群众要求、符合客观实际，一切决定都要事先调查研究，不能凭主观推断臆想。从实际出发、联系群众才是搞好工作的出发点。为了搞好调查研究，他提出三项要求：一要学会置身群众之中，把自己看成普通劳动者；二要切实为群众办事，认真解决群众的切身困难；三要去掉官架子，勤学勤记，艰苦朴素。习仲勋强调，一定要坚持民主集中制，第一书记要把大事拿到委员会上去讨论，让大家充分发表意见，考虑成熟后再作决定去执行。调研期间，当了解到干部和群众要求停办公共食堂，但又担惊害怕时，习仲勋一面对解散食堂的行为给予肯定，一面诚恳向中央建议“食堂不宜再办”；当了解到群众体质较弱时，他明确提出要注意保护农业劳动力，有劳有逸、劳逸结合，让群众休养生息；对于一些干部退赔决心不大、“舍不得退”的问题，他强调一定要下决心退赔、彻底退赔，让党的政策取信于民。习仲勋深入基层、心系群众，实事求是、敢于负责的调研态度和方法，为我们树立了光辉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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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持真抓实干大兴干事创业之风

    “人工天河”红旗渠

    重新安排林县河山

    历史上林县缺水的状况令人悚然。翻开林县县志，满眼都是干旱大旱、禾枯绝收、十室九空等触目惊心的字眼。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林县人民群众发扬愚公移山精神，决心“重新安排林县河山”。1954年，杨贵被任命为林县县委书记，他带领县委班子成员深入群众、实地考察、果断决策，成立“引漳入林”指挥部，发出了“立下愚公移山志，誓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誓言。1960年2月10日，4万修渠大军开进莽莽太行、驻扎漳水河畔，开始了气吞山河的引漳入林工程。在物质极为匮乏、经济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勤劳勇敢的林县人民不等不靠，历经10个春秋的苦战，用自己的血肉之躯，用最原始的工具，逢山凿洞、遇沟架桥，削平1250座山头，凿通211个隧洞，架设152座渡槽，挖砌土石方2225万立方米，在太行山的悬崖峭壁上修成了全长1500公里的“人工天河”。81位林县优秀儿女为“生命渠”“幸福渠”的贯通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年龄最小的仅17岁。

    林县人民用汗水和鲜血建造的人间奇迹红旗渠，不仅结束了当地十年九旱、水贵如油的苦难历史，而且铸就了“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的红旗渠精神，至今依然是鼓舞我们艰苦奋斗、开拓进取的强大动力和激励我们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宝贵财富。

    “光明与希望的开拓”

    巩义回郭镇社办企业的历史

    镶嵌在中原大地上的明珠回郭镇，先后荣获“全国综合实力百强乡镇”“河南省综合改革发展试点镇”“河南省发展乡镇企业先进镇”等称号。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回郭镇人怀着对“光明与希望的开拓”，顶着“割资本主义尾巴”的风险，发出了“等到何时？等就是不干，等就要耽误时间，等就要落后！”的呐喊。他们用“蚂蚁啃骨头”“滚雪球”的办法，开全国之先河发展社队企业，闯出了一条围绕农业办工业、办好工业促农业的新路。回郭镇的开拓与创新精神广受关注，甚至引起最高层的重视。1974年12月15日，《河南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以《光明灿烂的希望》为题，详细报道了回郭镇社队的企业发展情况。1975年9月25日，毛泽东批示将这篇报道印发给京各中央同志。同年10月11日，《人民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发表题为《伟大的光明灿烂的希望——河南省巩县回郭镇公社围绕农业办工业、办好工业促农业的调查》，并配发署名评论《满腔热情地支持社队企业》，“乡镇企业的发祥地”的美誉由此诞生。

    如今，回郭镇的社队企业实现了凤凰涅槃般的重生，但当年回郭镇人那种敢为天下先、对“光明与希望的开拓”意识却深深融入中原儿女的血脉，成为让中原在实现中国梦的进程中更加出彩的强劲动力。

    “太行公仆”吴金印

    干一处，响一处；走一路，富一路

    吴金印，现任河南省新乡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兼卫辉市唐庄镇党委书记，是中原大地上涌现出的农村基层党员干部先进典型之一。他扎根农村和基层领导岗位，50多年如一日，不计名利、埋头苦干，身不离劳动、心不离群众，始终保持知难而进、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时刻践行勇于开拓、真抓实干的优良作风，带领群众战天斗地、发展经济、治穷致富，被广大人民群众誉为“太行公仆”。在卫辉市狮豹头公社工作期间，吴金印在群众家住了7年，在治水工地住了8年，带领群众兴修水利、拦河造田，先后打通6个山洞，筑起85道大坝，建起25座水库和蓄水池，架起8座公路大桥，营造良田2400亩，植树20多万株，极大改变了山区的贫穷落后面貌。担任唐庄镇党委书记以后，他带领党员群众闸河造地、开山修路，建成万亩蔬菜园、万亩生态园等多个现代农业设施，引进百威啤酒、宝钢制罐等40多家龙头企业，将昔日一穷二白的唐庄镇打造成为新型工业化、城镇一体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协调发展的新城镇。2017年，全镇实现工业总产值80亿元，纳税2亿多元，农民人均纯收入达1.4万元。吴金印坚持脚踏实地干实事、联系群众谋发展、班子带头促进步的优良作风，生动诠释了什么是共产党员、什么是人民公仆、什么是群众观点。

    撰稿：张守四王黎锋李文文李海民

    杨永东董冰赵太航